中国司法制度的宪法构造^{（2010-3-14）}

要的，但在探索如何服务大局过程中，一定要防止出现地方保护主义。由于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，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负责人不顾国家发展的大局，追求不当的地方利益，对地方发展局部利益的判断往往被看作“大局”，客观上影响法院工作服务大局的实践。相对于党和国家的大局来说，实际上地方不存在特殊“大局”，不能把大局无限具体化，否则会造成“大局”的庸俗化。各级法院在服务大局过程中一定要立足于审判权的“国家性”，牢固树立法治思维，不能把地方各级法院理解为服务地方利益的“地方的法院”。

　　【注释】

　　[0]这里讲的“司法制度”主要包括人民法院的审判制度与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制度。“司法”、“司法权”并不是中国宪法文本的直接表述。中国宪法文本上是否采用“司法”或“司法权”概念，1954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曾有过争论。1954年宪法草案第66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权由最高人民法院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依法设立的专门法院行使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”。当时争论的焦点是：是否需要把“司法”改为“审判”，“司法权”概念中的“权”字是否需要加？当时有些人担心加“权”字容易混淆法院与权力机关之间的界限，多数人倾向于用“审判机关”。最后通过的1954年宪法第73条规定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“。可见，在分析宪法与司法制度关系时，应注意司法在中国宪法上的特定语境与涵义，应从中国宪法文本出发准确地把握司法制度的宪政基础。具体争论情况参见韩大元著《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，第152—153页。

　　[1][日]高桥和之。现代立宪主义的制度构想[M].有斐阁，2006.

　　[2]张文显。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进程[J].法制与社会发展，2009，（3）。

　　[3][法]孟德斯鸠。论法的精神（上册）[M].张雁深译。商务印书馆，1961.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·韩大元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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